士联合会工作。她在密歇根州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她,她却写信阻止,说自己不久就会国家看望家人。两周后,沃特林去世了。1941年5月14日,正是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,沃特林用胶带封了屋里的门窗,打开煤气,自杀了。
还有约翰·拉贝,他的一生一直是历史学家眼中的谜。在教召回德国之前,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,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,并试图会见赫尔曼·戈林甚至阿道夫·希特勒。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能向日本政府施压,以阻止这场屠杀。在拉贝动身前,一位中国医生请求拉贝转告德国人,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民族,愿意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。1938年2月,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,拉贝带着约翰·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。从此,拉贝音讯全无,几十年来,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。
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有两个原因。首先,一个好心的纳粹同美国传教士一起,从日军手中拯救中国难民,这实在令人迷惑,我无法忽略这件事。第二,我确信,拉贝返回德国后一定遭遇了某种不测。总之,拉贝没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,为南京的暴行作证。另外,在对拉贝的一位朋友的口述历史生活记录中,我感觉到拉贝可能与希特勒政府发生了冲突。但这位朋友没能提供详细的情况,当我偶然见到这一采访记录时,他已不在人世,无法向我讲述整个故事了。
许多问题困扰着我:拉贝给希特勒看过这些照片和报告吗?还是被德国的纳粹机器所吞没,去为灭绝犹太人而卖命?(根据拉贝在南京的英勇行为来判断,我并不相信这点,但可能性仍然存在。)或许他在战后进了监狱,或者他成为法律的逃亡者,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度过余生而无人知晓。我还想知道,拉贝是否保留了南京大屠杀的个人日记。但即使他保存着这些文件,也可能都在战争中被毁了,或是在空袭中被烧成灰烬。否则,任何这样的日记都早应归入档案,向世人公布了。于是,我决定向德国写几封信,看看能找到些什么。
我有一条关于拉贝的重要线索:在本世纪初,拉贝曾在汉堡学徒。也许拉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,那里还可能有他的家人。无论如何,我必须要同汉堡建立联系。我求助于一位被学者们称作“国宝”的老朋友,约翰·泰勒,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。如果有某位专家曾研究二战中在中国的德国社团的历史,泰勒或许不会不知道。泰勒建议我与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·伯迪克联系。伯迪克又建议我与汉堡的城市历史学家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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